往生，未央

延安讲话和讲话后的逻辑

——从延安整风、批判王实味谈起

前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延安时代乃至解放后新中国关于文艺工作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毛的讲话发生在1942年5月，正是延安整风进入到下层、全党整风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个插曲，即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话》等文章”[1]。批判王实味，在陈伯达眼里只是个插曲（实际与陈伯达是有关系的），而在日后的历史进程中却成为了一种逻辑。本文参考了一些当代学者的作品和亲历者的回忆录，不能算是严谨的考证或推理，只是阐发一种想法，若有观点错误之处，还请老师同学不吝指正。

  “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

  “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2]

一、           延安整风的背景

  1941年起，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整风有着深刻的背景：即是清理王明路线带来的错误，清理一部分“言必称希腊”的领导人带来的严重影响。国际方面，共产国际在通过王明等人向国内传达“抗日高于一切”的主张。而国内，却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项英一部全军覆没的严重事件。对于这一错误，“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这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造成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甚至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3]。

  在遵义会议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夺取了军事上的领导权。继而又写出《实践论》、《矛盾论》，来掌握理论上的领导权。然而，毛在理论上并未取得权威地位，“言必称希腊”的王明等人依然掌控着理论上的主导权。理论权威的缺乏，使得毛不能建立起绝对的权威。于是毛开始了以打击苏联一派为主的整风运动。1942年2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写到，“会引证马列主义之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3月9日再发社论《教条与裤子》，称引证经典的专家是“坏透了的留声机。”

  在1942年，党中央上层的苏联派领导人基本已经失势，故而从1942年起基本上是开始把整风向下深入，使延安的干部群众能够摆脱乌托邦的幻想和对苏联的教条，面对现实情况，以造就一个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的党。而王实味这时的出现，无疑是对于统一思想有着不良影响的。

二、           王实味《野百合花》和丁玲《三八节有感》

  1942年，王实味发表了《野百合花》为题的两篇文章。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捕耗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4]与此同时，丁玲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抱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相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二十五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5]这些文章引起了一些老干部的非常不满。“三月下旬，王震同志到中央研究院看了墙上的王实味的文章以后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6]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贺龙等人也批判了丁玲的文章。

  王实味和丁玲应该说是出于好心的，是对于腐败现象的不满。他曾经听到延安礼堂跳舞的音乐声，一把抓住俱乐部主任恨恨地说：“再跳，再跳我就找颗手榴弹来把你们全炸死。”[7]而他自己也并非是对于腐败现象的冷嘲热讽，因为他自己也是有着“捕耗服小厨房”的阶层。

  毛泽东对于王实味的态度，可见毛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8]

  而在此之前，毛曾经委托胡乔木找王实味谈话，还让胡给王写信，让其注意方法，不要偏激。[9]可见在初期，毛对于从下到上的整风是支持的。而问题出自哪里？应该是在于高级干部的反对。高级干部中，对于王实味、丁玲的态度呈现差异。一种认为可以而且应当揭露问题，而另外一种则认为王、丁二人是另有所图。毛泽东在1942年左右刚刚建立了军事上、理论上的权威，在高级干部中达到了统一。所以王实味、丁玲在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章是不利于上层的团结的，要予以打击。

三、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战争意识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分别作了引言和总结发言。在引言里，毛谈到“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这就为暴露与讽刺制定了范围：即只能暴露敌人，而要赞扬自己。要让全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这也是党的文艺工作的定位决定的，即革命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这是一种功利性的文艺观。毛泽东在讲话的结论中也说过“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即肯定了这种功利性。既然文艺是为了抗战，那么一切不利于抗战的言论都是有害的。这种功利性的文艺观也必然带来各种问题，最根本的是否定了文艺的自在的成分，使文艺成为纯粹的工具。

另一个问题，在于讲话中“人性”的问题。毛在讲话之中否认了普适性的人性，讲到，“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在这一问题上，应该说毛的“反人性论”是有一定道理的。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阿尔都塞曾经论述了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他谈到，马克思曾经发生了“认识论上的断裂”。即，在1845年以前（阿尔都塞称为意识形态时期），青年马克思时代的作品都是从人出发，去追求“人的解放”，谈人的“异化”。而在1845年以后（阿尔都塞称为科学时期），开始清算旧的哲学观，开始将前人就是用过的“异化”等词语换成了另一套体系。即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而生产关系更成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马克思在这一断裂之后开始建立新的体系，故而开始批判人道主义等等。这时的马克思批判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观，是批判一种资本主义情况下“养成”的对人道主义的理解。这也就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理论上反人道主义”的证明。

如果说久居军中和根据地的毛泽东发现了马克思的这一断裂，或者说毛和其后的阿尔都塞发现了一样的东西，那简直可以说是天方夜谭或者牵强附会。毛的道理很简单：战争时代，敌人是不会讲人性的。这也就是日后产生问题的一个重大的开始：战争时代的考虑应用到了相对和平的年代，这就造成了日后很多问题的发生。马克思本人并不否认人道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宗教、艺术等等）的作用，毛之后的阿尔都塞也很清楚这一问题。而毛泽东的问题就在于，他把这种战争年代、非正常时期的理论应用到了和平时代。

战争年代的情况也造成了解决问题的简单化，在解决王实味的问题上可见一斑。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对于王实味的批判开始进入了下一阶段，就是对王实味历史的审查。王实味历史上曾经有过“托派”的问题，在这个时期成为了重要问题。再加上“人性论”等等问题，王实味终于成为了反革命、托派。于1943年被捕，1947年被处决。

四、           延安讲话之后的逻辑

  延安讲话在根本上是一种战争时代思考的产物。在这种思考之下，所有的问题都被简单化了：即敌我、胜利与失败这种二元的思考方式。在讲话的引言中，首先在大的路线上就是两个：文化路线和军事路线；立场上：人民大众、无产阶级的和反动派、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批评或者歌颂。二元论的思维模式模式的非此即彼，让人的选择也是极端的：或者是我们，或者就是敌人。而敌人在战争环境下是要被消灭掉的。

  二元的思考方式，也带来了一种“你死我活”似的绝对化，这种绝对化产生的后果，是在某些问题上的独裁。比如在文艺问题上，既然选择敌人的阵营是死路一条，则只能选择我方的阵营，而我方阵营是什么路线呢？只有紧跟领袖（或者领袖集体）的意图。否则稍有偏离，就可能“万劫不复”，直接到了敌人的阵营了。

  王实味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发表文章之初，毛个人是支持他的。而当他的思想触及到整个领导集体时候，多数的领导表示了不满，则毛也不能再采取支持的态度，“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10]

  这种敌我对立的情况在新中国之后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反右扩大化：既然有右派，自然是有一个对立着的左派的。文化大革命，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既然有资产阶级司令部，当然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是和其对立着的。即使毛主席在解放后曾经把社会人群分成了三层：左、中、右的，似乎与战争时代的非此即彼有了不同。然而依然是要争取中间派，继续斗争的。甚至到了近几年，有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争。自由主义召开左派嘴里的“新西山会议”，自由知识分子俨然是要像国民党，再次消灭共产党，火药味道颇浓。

五、           总结

  在今天看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似乎有很多问题。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统一思想、统一口径也可以认为是必要的。问题在于，“统一”不代表肉体上消灭“敌人”，讲话是一种战争思想状态下的产物，在实行上也采取了战争时期的简单办法。这在历史上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尤其是在这种非此即彼的思想状况之下，各宗派主义对立，而当正常的学术论证不能作用的时候，就会采取这种简单的消灭的方法。这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的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这一思想模式在当今时代应该有所改变，这才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正确做法。